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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乳山(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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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2020-07-06   来源:乳山网(乳山宣传网)   作者:高玉山
       写到这儿,请允许诸位延伸阅读一下,我们还应记住另一位乳山籍最早的共产党员的名字——许端云。
    许端云,字祥五,1905年出生于招民庄村(今属诸往镇)一户富裕人家里,父亲在烟台英国人开的仁德洋行担任重要职务。许端云从小天资聪颖,深得父亲宠爱厚望。幼时在原籍读了一段私塾之后,就到烟台就读于烟台渤海先志中学。少年时代的许端云,性格中便显露出异于常人的坚毅、果敢。1924年,年仅19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烟台乃至胶东的最高学府——益文商业专科学校。这时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,使他看到了沉睡之中国的未来,决定走出家庭,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斗争行列中去。1927年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。许端云却意志坚定,不顾危险,主动和共产党员徐约之秘密联系,于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革命工作,经常深入工人、市民和学生中,以拉家常、谈生活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,秘密发展党员。1928年5月,中共烟台特支成立,许端云任宣传委员。他经常秘密地通宵达旦刻印党的宣传品,尽快散发到同志和青年学生中去。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,不顾个人安危,利用举办“平民夜校”之机,加强同工人的联络,并在自己住处设立地下联络站,担负起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。1929年秋,与徐明礼等人创办《胶东日报》,及时报道苏区红军战斗胜利的消息,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。这张报纸在当时的胶东半岛乃至天津等地都可以看到,最高峰时发行量达6000份。令人敬佩的还有许端云的父亲,他处事开明,提供了儿子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经费,由于在洋行做事,不仅给儿子提供了办报的经费,还动用了私人关系,把报纸的印刷安排在了仁德洋行的印刷厂。
  1930年1月,许端云到烟台远东商行、泗兴印务公司、华昌印书馆等单位,领导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、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的罢工,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。此时,军阀刘珍年在蒋介石接二连三的电令逼迫下,终于由容共走向了反共。霎时间,乌云遮天,白色恐怖笼罩着烟台。是年3月,许端云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烟台临时市委书记,后改任中共烟台市委执行委员。他受党组织委派,至烟台私立养正小学,以教学为掩护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的道理,发动学生进行反对学校当局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的罢课斗争。频繁的革命活动,很快就让许端云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。国民党南京政府多次密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许端云“严办”。1931年2月,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又趁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之机,再次电令刘珍年:“许端云住三马路卿云里一号……逮捕送省。”2月9日晚,许端云被捕,旋即被押送济南山东第一监狱。
  抓到了许端云,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刽子手们如获至宝,一心想在这位要犯身上获取重要线索,将烟台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。但许端云却让他们枉费了心机。尽管他在狱中受折磨半年多,锁骨被穿透,脊椎被打折,却视死如归,始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。当许端云的父亲到狱中探望时,他从铁窗时伸出手来为父亲擦去眼泪,深情地说:“儿子的时间不长了,请父母保重,不要过于伤心。我对得起组织,也对得起祖宗。我活得无愧,死而无怨无悔!”是年8月19日清晨5时,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判处许端云死刑。临刑前,敌人除了给许端云带上重型镣铐外,又用铁丝穿在他的两根锁骨上,以使他无法抬头直腰。然而,许端云却用钢铁一般的毅力忍着剧痛,昂首挺胸地走上刑车,使在场的敌人无不胆战心惊。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上,他忍着剧痛,高呼口号:“打倒蒋介石!”“自由与幸福属于人民!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就这样,年仅26岁的共产党员许端云同志,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,以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战斗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。
  书归正传。再说于洲加入共产党后,开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,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,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革命思想工作之中去。在各村派来的农协会员培训班上,郑天九在讲局势,讲“三座大山”的压迫,讲穷人受剥削的原因,讲“九一八”事变,讲革命的出路……这些新鲜的道理和变化的新时局深深吸引了大家,如同在黑暗的屋子里打开了一扇天窗,于洲更是听得入迷。
    三个月后,郑天九要回济南、日照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了。1931年4月的一天,于洲依依不舍送别郑天九。在路上,郑天九再次对于洲说: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,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队伍。他向于洲提出两条工作任务:一是要处处为群众利益着想,团结同志,积蓄革命力量,发展组织;二是工作要大胆心细,寻找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发展入党,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同时务必提高警惕,防止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活动。随后,与于洲订立了以后彼此联系的方式、暗号和地点。
    从1930年底到1931年下半年,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红军,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对中央苏区的三次“围剿”,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,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。虽然敌人严密封锁消息,但是在司马庄区,从当地人参加“围剿”失败逃回来的国民党施中诚部个别士兵嘴里,农民们还是得知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反“围剿”胜利的消息,并在农村中暗暗流传。于洲、孙士政等人听了很受鼓舞,非常兴奋,便公开向大家讲述这些消息,并指出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。听讲的人大都是各村派来的农协会员,他们回去后更加广为传播,人心大快。
    中央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“围剿”,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被司马庄区保卫团公开宣传出来,引起了国民党海阳县党部的察觉,其组织部长张乃晨亲自到司马庄区保卫团搜查、盘问了一个星期。由于于洲他们工作非常小心,张乃晨没有抓住什么把柄,可是不是本村人的孙纯林却不得不转移,于洲也受到了监视。
    于洲非常愤怒,真想跟他们干一场。可是他脑海里浮现出郑天九坚定的眼神,想起了郑天九的再三叮咛,只好忍住了。此时他认识到,自己虽然有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,愿为党和人民贡献一切,但客观上对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斗争策略却不太明确,阶级斗争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都太低了,难于开展斗争。同时觉得了自己的力量的渺小,仅凭一个人的力量解决不了问题。于是,他写信给郑天九,提出想外出学习,以提高工作水平的愿望。不久郑天九回信,表示大力支持,并介绍他到北平市第十七中学找一位姓王的同志接关系。
    1931年底,于洲来到北平,可是按预定方案几次接头都没有联系上那位王同志。于洲只好设法住下来,自己到图书馆借阅进步书籍自学,有时到民办私立弘达学院去听课。弘达学院是进步青年和中共地下党力量一直十分活跃的地方,凭借这所学校的信息,于洲于1932年秋有幸聆听了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的演讲,受到很大教益。在此时期,于洲认真学习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马恩列斯论中国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等进步书籍,使他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,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,懂得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,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,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,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和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。
    此时期,中国正处于东北“九一八”事变和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之后,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呼声非常高。于洲觉得不能再安心学习了,必须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,况且生活费用也早已是捉襟见肘了。就在此时,郑天九也来到了北平。原来在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,郑天九及其战友于当年10月所发动的日照暴动失败了,他是辗转到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工作的。两人见面后,于洲向他汇报了在北平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想法,郑天九也希望他立即回家乡到实际革命斗争中去锻炼。于洲见到郑天九这位革命引路人十分高兴,真想跟他在一起为革命事业共同战斗。
    不料想,这次分手后竟成永别。1933年7月,由于叛徒出卖,中共北平市委机关被破坏,郑天九星夜通知所有同志转移后不幸被捕。9月,郑天九作为北平市共产党要犯被押往南京。敌人对他威胁利诱,百般折磨,他宁死不屈,始终严守党的机密。1933年10月19日,郑天九在雨花台英勇就义,年仅26岁。阶级斗争是如此残酷,于洲后来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。此乃后话,不再叙述。
    共产党的火种正在境内四处点燃蔓延。此时,东距李家兴村十多里路的北江村,也有人找到共产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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